1974年1月15日，我国成功破获了苏联间谍李洪枢案。
解密“苏修特务案”真相
作者：胡明
事件回放
1974年1月15日晚上约10点钟，苏联（当时称作“苏修”）驻华使馆的一等秘书与三等秘书等官员，在与该国派遣的特务李洪枢及其同党于北京西坝河桥畔秘密会面时，空中突然腾起一枚红色的信号弹。随即，西坝河桥被照明弹映照得宛如透明。众多民兵和公安人员迅速从各个方向涌至桥下，将谢苗诺夫等几人当场擒获。
在谢苗诺夫遗留的李洪枢手提包中，警方搜查到了一部便携式无线电通讯设备、一张描绘天线布设的草图、一份详细记录电台联络频率及时间的表格，以及一张伪造的中国边境无证通行证，此外还有现金人民币五千元。
1974年1月19日，中国政府正式召见苏联大使，并向其递交了抗议照会。同时，我国宣布将5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苏联使馆人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下令将其驱逐出境。
1974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对此事件进行了详细报道。紧接着，在1月23日，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苏修间谍被捕纪实》的文章。
李洪枢供词述说
在回顾“揭露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案”的相关报道时，无论是今日抑或当时，公众所能接触到的，不过是官方发布的简略信息。然而，在这简短叙述的背后，实则蕴藏着丰富的历史细节，涉及众多人物与事件——它们共同织就了那段时期国际与国内政治风云的复杂变迁。
继《人民日报》的报道之后，于1974年1月24日，《长江日报》亦对该案进行了详尽的报道。
一经被捕，我在政府政策的指引下，经过反复的教育和交代，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我背叛了祖国，被苏联修正主义势力所利用，沦为他们的间谍，对此我深感愧疚，对祖国和人民心怀歉意。我对自己的行为深恶痛绝，悔恨自己误入歧途。现在，我愿意向人民低头，真诚地交代我的罪行。
1967年四月，我背叛了祖国，逃亡至苏联。1970年，我被押送至莫斯科，接受了苏联国防部军事情报部门的特务培训。到了1972年六月，我接受了秘密任务，从新疆的额尔齐斯河口潜回国内。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在莫斯科苏联情报机关及苏联驻华大使馆的直接领导和协调下，展开了广泛的间谍与特务活动。
1973年12月27日，我接到了来自莫斯科的密电，电文指示我与“朋友”一同前往北京。我们需在次年1月15日的晚上九点三十分至十点之间，前往北环东路西坝桥下，与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进行会面，并领取所谓的“电器”（即电台）。此外，我还要亲自将加密的情报交付给他们。接头时使用的暗号是：我先说：“我是阿麟！”对方回应：“我是白桦！”另外，若当晚情况有变，接头无法顺利进行，则约定次日再行执行。
接获莫斯科此番机密电文后，我立即开始筹备接头事宜。我将近期搜集的东北牡丹江、佳木斯地区基层党组织的动态以及军事行动信息整理成密信，并在其中详细汇报了任务执行情况。将密信密封于塑料袋中，再巧妙地缝入口罩之中。
一月十四日，我们乘坐车辆抵达了北京。当晚，我们在接头地点对地形及道路进行了细致的观察。翌日，即一月十五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左右，依照苏联情报机关所规定的联络方式，我们来到了苏联大使馆东侧的护城河堤。借助苏联大使馆先前转交给我的微型无线电信号机，我们发出了秘密联络信号，以示“我已平安抵达京城”。信号发出后，我们迅速收到了苏联使馆的回应信号，告知“一切准备就绪”。
一月十五日之夜，我们乘坐十三路公交车，在九时十五分抵达和平街北口，随即下车，沿着北环东路步行至约定会面地点。大约九点四十分，我们抵达了西坝河桥上。我低声说出接头暗语，桥下传来回应后，我们迅速跑至桥下。在那里，我见到两位身着中国服饰的苏联人正等候着。一位是高大的身影，身披中国式的棉大衣，站立在桥下的小河旁；另一位则是年轻的小个子，身着中国式的蓝色制服，头戴一顶中国式的单帽，正俯卧在桥下的斜坡上。当我走到高个子面前，再次用俄语复述暗语：“我是阿麟！”随即与他握手，他热情地拥抱着我，用俄语连声说道：“哦，亲爱的阿麟！”我随即将藏有密写情报的口罩交给他，他回头指向身边的手提旅行包，示意我取走。正当我拿起手提包之际，突然信号弹亮起，那位小个子苏联人惊慌失措地跑过来，用俄语对我们呼喊：“信号弹！信号弹！”察觉情况不妙，我手握提包迅速逃跑，然而跑了十几步后，便被民兵拦住。我和两位苏联人一同被捕获。
这是我与苏联间谍进行秘密接触并被捕的经过。我犯下的罪行众多，务必诚实地继续供述，以期获得政府的宽恕与从轻处理。
李洪枢
1974年1月17日
这份供词堪称完美无瑕。无论是昔日还是今时，其内容均经得起严谨的检验。所记载的，无疑也是历史长河中真实的一笔。然而，局部真实并不意味着整体真实。在这份经得起检验的文字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大量的真实被历史深埋。由于当时国际外交斗争的策略需求，以及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浮出水面的不过是整座冰山的一小部分，仅占其全部的七分之一。
岁月如梭，转眼间三十余载光阴转瞬即逝。那些当年难以启齿、不便言说的真相，正逐渐挣脱束缚它们的规则，一幕幕地显露出来，勾勒出一幅相对完整的时代画卷。让我们借助档案的力量，一窥那些依旧存留在往昔岁月中的历史真实——
李洪枢其人
李洪枢，来自黑龙江省的双鸭山。据他所述，他当年的行为，不过是一种“探亲”之举。若非其家位于边界附近，他或许根本不会萌生越境的念头，这是第一点。再者，若他的哥哥嫂嫂与小侄子未曾早些年偷渡至苏联，他或许也不会因渴望“探亲”而萌生偷渡的念头。
他为向苏联出卖祖国、充当间谍行为寻觅的借口是，他的至亲在苏方控制之下，成为了间谍机构用以要挟他的最尖锐的武器。若他执意不为苏联情报部门效力，便等同于将他的亲人推向了绝境。
此理由合乎人性。
往昔岁月，偷渡者的动机纷繁复杂。其中不乏因在国内犯下罪行者，也有因出身背景不佳而遭受歧视者，更有遭受政治打压者；而众多知青，心中曾经的红卫兵狂热逐渐消退，理想之光渐行渐远，部分人由此对现实心生不满，从而走上偷渡（当时称作叛逃）之路。此类偷渡现象，遍及我国南北边境。
无论李洪枢的辩解是否站得住脚，实际上，一旦他迈出了偷渡的举动，当年便会被定性为背叛祖国、投敌卖国。
那一年，中苏关系愈发紧张。在珍宝岛事件爆发后，苏联方面集结了上万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他们轮流聚集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门前进行示威。他们高举标语，高喊口号，砖块、墨水瓶、臭鸡蛋如同暴雨般投向使馆。大使馆主楼及两侧宿舍楼的一至三层玻璃窗几乎尽数被砸碎，甚至有些地方四层楼的玻璃窗也未能幸免，被石块击破。墨水瓶从破碎的窗口飞入房间和办公室，地板上满是墨水的痕迹。大使馆的墙壁被涂上了五颜六色的侮辱性口号、漫画，以及斑驳的墨水痕迹。使馆门口的院落内，石块、酒瓶和标语牌堆积如山。
1971年，我国大使馆决定以刘新权大使的名义举办一场电影招待会，并诚挚邀请苏联外交部相关人员于2月9日莅临使馆，一同欣赏现代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邀请函一经发出，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便迅速作出回应，表示届时将以副外长罗吉昂诺夫为首率团出席。使馆在收到苏方的回复后，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各项事宜。然而，2月6日，苏联《消息报》刊登了一篇针对《智取威虎山》的攻击性文章。在征得我国外交部的同意后，使馆果断决定取消此次招待会。9日，招待会原定举行的当天，外交部来电确认了使馆的决定。随后，大使馆立即通知苏联外交部，鉴于苏方《消息报》对我方的无端攻击，决定取消当天的电影招待会。11日，依据国内指示，大使馆再次采取外交措施，向苏联外交部提交了备忘录，明确指出苏方的行为是对中国人民及我国大使馆的政治挑衅，此举动不利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此后，中苏在外交领域的摩擦频发，且矛盾程度持续加剧。
在外交纷争之际，另一场紧张的秘密较量亦在暗中悄然展开。
起初，苏联曾从偷渡至苏联的中国人中获取若干情报，涉及我方地方党政组织架构、人员名单、军事驻扎地及其相关部署等详细信息。面对这些偷渡者，苏联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应对策略：首先，将多数无实际价值者遣返回国。其次，接纳并让其定居的，往往是一些中俄混血后裔或我方地方党政干部。最后，对于少数人，苏联则精心挑选，经过严格审查及长期的考验与考察，对他们进行全方位训练，涵盖技术操作、体能锻炼、野外生存及自救技能，以确保他们能够胜任间谍任务。这些训练包括无线电发报、射击、格斗技巧，甚至包括具备一定的医疗自救能力。
然而，出乎苏联情报机构和李洪枢本人的预料，在我方反间谍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李洪枢自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起，便被迅速而秘密地实施了逮捕。
换言之，李洪枢身为间谍，早在1974年于西坝河桥畔落网之际，实则早已被我方安全机构拘捕。
鉴于苏联情报机构尚未察觉李洪枢已被秘密逮捕的情况，在中央高层决策与指挥的指导下，我们决定利用李洪枢来诱使苏联间谍机构上钩。
起初，进展颇为艰难。李洪枢的立场颇为坚定，他选择沉默以对，抗拒任何形式的争取，通过沉默传达出他的不合作态度。在此期间，李洪枢还曾悄然逃离过一次。
在逃亡的旅途中，他曾尝试联系苏联大使馆寻求援助，但令人遗憾的是，苏联大使馆并未将他的求援信息当作一回事。或许是因为沟通不畅；或许是因为接听电话的人员并未充分理解其内容；亦或许是他误拨了电话。
归根结底，正是失误之手，改写了李洪枢的人生轨迹。
李洪枢再度落入高粱地的法网。然而，在警方将他擒获之际，他并未即刻坦白他曾秘密联络苏联大使馆的事实。
李洪枢案由中央领导亲自指挥。
中央对李洪枢案的关注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其重视程度之深，源于李洪枢所承载的非凡政治意义，以至于周恩来总理亲自挂帅指挥。该专案组的组建规格，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组长由解放军少将李震担任，彼时他是公安部的掌门人；副组长则由解放军大校施仪之担任，同样身负公安部要职。此外，专案组成员还包括了于桑、刘复之、吴德（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刘传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以及程诚（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等众多重量级人物。
间谍行为者面临的主要心理挑战可能是信任的缺失，既不相信他人，也难以获得他人的信任。设身处地考虑李洪枢的处境，既然没有人愿意轻易相信一个背叛国家的人，那么他又能向谁寻求合作的机会呢？
因此，赢得李洪枢的协作至关重要，信任便是达成此目的的唯一途径。专案组成员与李洪枢同吃同住，他们视李洪枢为一位“战友”。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所有人员均不得对李洪枢抱有敌意。在与他交谈时，任何人都不得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以免引发新的隔阂。诚然，我们无法将李洪枢视为真正的革命同志，自然不能无所顾忌，但务必确保他不会察觉到这一点。
众人同食共饮，共度欢乐时光，或打扑克牌，或嬉笑言谈，畅聊不休。乍看之下，俨然是与李洪枢融洽相处的模样。
李洪枢的敌意、紧张和戒备情绪逐渐减退，偶尔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他也会轻轻一笑。然而，他依旧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大多数时间，他独坐在一隅，仿佛心事重重。专案组成员并未对他过多打扰，只是暗中留意，以心中掌握分寸。众人都深知，李洪枢必须经历一次次自我挣扎与折磨，方能迈出合作的关键一步。
李洪枢的状态时好时坏。有时，他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不愿进食，也不愿参与游戏。甚至对于一些平常的农活，他也显得抵触，既不干这也不愿做那。
在那个年代，所有情况均需即时上报给总理。总理总是迅速作出批示：“同意，对李洪枢继续实施感化政策。”他对报告的审阅细致入微，甚至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也会被他指出并予以更正。
李洪枢在专案组的感召与帮助下，实现了显著的转变。为迷惑苏联特务组织，他们向总理请示，决定先让李洪枢向苏联特务机构传递一些真假难辨的情报，以混淆视听。
诸如某位人物将出任国防部长等消息，于三天后得以公开报道。然而，在这三天前，李洪枢便已将这一情报作为秘密情报发出。尽管三天之后，该情报已丧失其原有价值，但能够提前探知我国最高层的重要任命机密，至少证明了李洪枢非凡的能力。苏联的情报机构同样具备甄别能力，因此若不向他们提供一些真实可靠的信息，便会使得李洪枢的价值大打折扣。
自然也会挑选一些看似神秘的事物传递过去。例如，东北某地近期突然冒出了一个土堆，疑似军事设施或是某种基地。此外，有关部队的调动，苏方通过其他渠道获取了调动情报，然而具体调动情况却不得而知。我们有时也会编造一些真假难辨的信息，试图迷惑对方。
报告的流程首先呈递至总理手中，经总理审批后，批准转交至叶剑英元帅。叶帅审阅后亦表示同意，随后又将报告批转给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
“四人帮”在报告上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疑问，最终报告递交至总理手中，总理审阅后批复：“不妨一试。”
专案组成员能察觉到那份笔迹中透露出几分恼怒与愠色。无论报告上批注的人数再多，他们始终以总理的批示作为最终的依据。
在总理的指示下，专案组携李洪枢历经一整夜的火车行程，赶往黑龙江的甘南县。他们深知，在北京投入大量努力发送的情报若未能奏效，将前功尽弃。选择甘南县，不仅因其靠近苏联，且曾是李洪枢与苏方约定的会面地点。尽管长途跋涉充满风险，且需防范李洪枢途中逃脱或其他意外，但为确保任务成功，专案组成员们毅然决然，甘愿长途跋涉以追求最佳结果。
随着项目的不断推进，专案组的成员们逐渐见证了成效显现：按照苏联间谍机构下达的指令，李洪枢于1974年1月15日晚上8点半，在北京东郊的两坝河桥下方静候接应。届时，接应者将向其提供一台新的电台、一套密码、密写设备、一把手枪、联络时间表及活动经费等相关物资。
专案组将案情详细记录成报告呈递给总理。总理审阅后，表示案件有望得以侦破。这正是所谓的“放长线，钓大鱼”，而这，正是那条我们期待已久的大鱼！
大功终于告成
在破案之前，专案组的成员们无不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情绪。他们不断往返于接头地点的四周徘徊。那时的西坝河一片荒芜，无论是白昼还是夜晚，都难觅行人的踪影。
专案组精心部署，将侦破力量划分为三个环形层次，外围第一层构成第一包围圈，主要由保卫骨干力量构成；第二层则为侦查人员负责；而最内层则是卫戍部队的严密守护。
在执行任务的那日，专案组成员早已悄然将西坝河周边严密管控。四周散落的几户人家，仅限进入，禁止外出。家中的犬只则提前喂食了酒浸馒头，使其醉眠，随后被安置于床下隐蔽处。
依据既定协议，对方踏入视线之际，外围第一梯队即刻发射信号弹。
然而，约定的会面时间9点30分已逝，至今仍毫无迹象。
团队成员凝视着秒针缓缓移动，紧张情绪让他们手心冒汗，难道计划被识破了？敌人为何没有如约准时出现？
9点40，仍无动静。
9点45分，天空划过一道信号弹的弧光，专案组成员们悬于半空的心弦终于得以放松。
只见一辆汽车驶入包围圈，其车尾的尾灯与车牌号码已被巧妙地遮蔽。
此车乃苏联驻华大使馆之官方座驾，车内乘坐着大使馆一等秘书维·伊·马尔琴柯及其夫人，以及三等秘书尤·阿·谢苗诺夫及其夫人，此外，还有武官处的翻译阿·阿·科洛索夫。
车上即时查获了众多间谍工具，包括交接的情报、文件、电台、联络时间表、密写设备和伪造的边境通行证，以及用于活动的经费。此乃人证物证俱全，罪状昭然若揭。
中国外交部迅速向驻苏联大使馆发出紧急电文，指示大使馆立即做好应急应对措施，以防范可能的报复行为。
1974年1月15日，我国驻苏联大使馆进入了高度的戒备状态。
中国政府随即对苏联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并于1月19日宣布，维·伊·马尔琴柯夫妇、尤·阿·谢苗诺夫夫妇以及阿·阿·科洛索夫为不受欢迎人士，并要求他们即刻离境。
报复如影随形，随之而来。1月19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随员关恒广乘坐火车返回祖国，行至伊尔库茨克时，几名苏联特务突然登车，直扑关恒广所在的车厢，以涉嫌间谍活动为由，将其绑架。随后，苏联方面将关恒广从伊尔库茨克押解至莫斯科，并宣布其为不受欢迎之人，限令其即刻离境。
在关恒广踏上归途之际，以刘大使为首的大使馆核心成员莅临机场为其送别。刘大使将一朵鲜艳的大红花别在关恒广的胸前，苏联及各国的记者纷纷“啪啪”按动快门，同时将话筒递向刘大使，请求他发表演说。刘大使拿起话筒，慷慨激昂地表达了对苏联特务对关恒广迫害的强烈抗议，高度赞扬了他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称其为中国人民的杰出代表！
全球轰动之案！
苏联克格勃历来行事嚣张，令众多国家心生畏惧，尤其是那些小国，对其行径敢怒而不敢言。我国率先采取行动，众多国家纷纷响应，驱逐苏联特务，使得苏联克格勃在全球范围内遭受重创。在长达两年的沉寂中，苏联克格勃不敢轻举妄动。他们深刻反思，汲取教训，力图查明究竟是如何暴露的。
鉴于案件涉及苏联使馆人员，专案组在汇报时征询总理意见，是否应向外交部进行通报。总理明确回应，无需上报，待你们展开行动后，只需向我汇报即可，所有后续事宜将由我亲自处置。
当这项重大任务终于圆满完成，专案组向总理汇报成果之际，总理赞许道：“你们为国家立下了赫赫战功，李洪枢同志同样功不可没。”
岁月如梭，然而，关于“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的消息，依旧仅限于当年官方发布的简短报道。李洪枢之名，自此沉寂在那时代的一页档案之中。
总理深怀愿意，为李洪枢更改名姓，确保他能够平静而安全地生活，与旧名“李洪枢”彻底划清界限。正是在周总理的悉心关照与精心安排下，李洪枢得以以新名新身份，在北京的一座工厂中工作，继而又成家立业，育有子女，从此过上了一段平稳而健康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