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编剧古二与《繁花》剧组的纠纷再次掀起波澜。
2025年10月31日，古二在小红书平台发布7段总时长超一小时的录音，指控剧组剥夺其编剧署名权，并揭露王家卫私下评价唐嫣“很装”、秦雯提及刘诗诗倪妮争台词等内幕。
这些录音迅速引爆热搜，但几小时内全部被平台屏蔽。
古二自称是《繁花》核心编剧，称其参与设计了沪语对白、爷叔角色构思，以及汪小姐创业线、Lily复仇线等重头戏份，却仅获“前期责任编辑”署名，月薪仅数千元。
而《繁花》剧组此前声明否认其编剧身份，指其仅为“前期资料收集员”，并于2020年底自行离组，并谴责其偷录、加工并公开私人对话的行为涉嫌侵权。
这场纠纷不仅涉及个体维权，更暴露了影视行业基层创作者在署名权、报酬及健康权益保障方面的系统性困境。
录音内容：维权证据还是隐私侵犯？
古二此次发布的录音以“会议纪要”为标题，内容聚焦2022年至2023年《繁花》剧本讨论期间的工作对话。
其中部分对话显示，王家卫在安排唐嫣的戏份时提到：“告诉你，唐嫣呢，是个很装的人……明天讲戏时你不要让她先到，你要老师先到，你先暖个场”。
这一评价与王家卫公开称赞唐嫣为“最好的汪小姐”形成鲜明对比。
录音还涉及秦雯谈及《流金岁月》的拍摄内幕。
她提到编剧团队曾将原著中刘诗诗角色的经典台词错误分配给倪妮饰演的角色，刘诗诗团队发现后提出异议，但最终未获调整。
此外，王家卫和秦雯在讨论演员陈道明时，称其“喜欢改台词却记不住长段内容”，王家卫还评价游本昌“不是省油的灯”。
对于录音来源，古二强调这些内容均在工作场合录制，旨在证明其创作贡献。
而《繁花》剧组此前声明指责古二“偷录私人对话并进行加工”，侵犯他人隐私，缺乏职业道德。
维权与侵权：法律风险下的双输博弈
从法律角度看，古二的录音公开行为面临显著风险。 法
律界人士指出，如果录音属于偷录他人私密谈话，可能违反《民法典》中关于隐私权保护的规定，需承担民事责任，甚至可能面临治安管理处罚。
若对录音内容进行剪辑加工，还可能涉及诽谤罪。 秦雯方面已表示将以“诽谤罪”追究古二责任。
维权初衷与手段之间的错位是此事件的突出矛盾。
古二的核心诉求是厘清其在《繁花》创作中的贡献并获得相应署名与稿酬，这一诉求直指行业长期存在的基层创作者权益保障漏洞。
然而，随着“唐嫣很装”、“陈道明记不住台词”等碎片化内容的传播，公众注意力很大程度上被引向明星八卦，对行业结构性不公的严肃讨论反而被稀释。
行业结构性困境：基层编剧的生存现实
古二的遭遇并非孤例。
有资深编剧指出，行业内普遍存在“拖稿费、抢署名、改剧本”等“骗稿白嫖三件套”现象。
新人编剧常被要求以“生活助理”等身份工作，创作成果被归为“团队贡献”，署名权模糊不清。
古二自称月薪仅3000-6000元，且因过劳罹患罕见病，反映了基层编剧面临的低薪与健康损耗问题。
署名权之争更是行业痛点。 剧中头衔如“总编剧”、“联合编剧”、“剧本编审”等名目繁多，新人编剧常被迫在“署名和稿酬之间二选一”。
《繁花》剧组强调已根据古二的实际工作（前期资料收集）给予了“前期责任编辑”的署名，符合行业惯例。
但古二认为其创作贡献远超于此，双方对“编剧”工作的认定存在根本分歧。
权力不对等下的资源分配与话语权
录音中提及的《流金岁月》台词分配问题，揭示了剧组内部资源分配可能受到后台关系影响。
刘诗诗作为一线演员，其团队提出异议后仍未能改变台词分配结局，而倪妮被暗示因经纪人关系获得优待。
这反映了在影视制作中，幕后权力结构与资源倾斜可能影响创作本身的公平性。
行业顶层与基层之间的权利鸿沟，使得个体维权往往困难重重。
平台管控与维权渠道的狭窄
古二的维权之路也凸显了数字时代创作者发声的困境。
其最早用于发布爆料的微信公众号“古二新语”已被封禁。
此次转向小红书发布录音，内容又在短时间内被屏蔽。
平台对内容的管控使得维权者难以稳定、持续地公开其主张，流量和话语权的分配直接影响争议的能见度。
当常规沟通渠道（如与剧组协商）无效，且缺乏强有力的行业组织或机制支持时，像古二这样的个体创作者可能感到唯有通过引发舆论关注的方式才能推动问题解决。
然而，这种方式在吸引眼球的同时，也使其维权行动本身陷入合法性与伦理的争议漩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