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饶首次交恶。
谈及饶漱石，便不得不提陈毅。二人初次意见相左，源于与项英的关联。在皖南事变爆发之前，饶漱石主要致力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工作，在国内并未形成显著的影响力或知名度。然而，皖南事变的发生，瞬间将饶漱石推上了历史的聚光灯下。
项英与叶挺搭档共事期间，二人关系并不融洽。鉴于他们经历与观念上的显著分歧，工作中时常出现摩擦，矛盾逐渐加剧，以至于叶挺先后两次选择离开部队。
项英性格中颇为固执，通常对于他人的见解，他鲜少予以采纳。然而，在诸多情况下，总有例外。或许是由于性格上的相辅相成，或许是因为共同经历的生死考验，项英对陈毅的建言尤为重视。即便陈毅直言不讳，与其发生争执，大多数时候，项英都会主动向陈毅致歉。
继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皖南事变应运而生。尽管我们尚能对项英在前期所犯的错误抱以同情和理解，然而在事变爆发前夕，项英竟携少数人秘密脱离主力部队，此行为实属不妥。
在此情形下，叶挺向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倾诉道：“新四军的主要缔造者均已离我而去，从政治层面来看，我无法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心中甚是气愤。”
饶漱石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的坚定担当，迅速以东南局副书记及新四军军分会委员的双重身份，紧急召集领导干部举行会议。与此同时，他向中央以及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发出电报，不仅汇报了当前情况，更明确表态：“为确保全体人员的安全，我决心坚持到最后。”
1月12日，党中央向叶挺将军、饶漱石同志及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发出指示：“全军应无条件服从叶军长以及东南局与军分会委员饶漱石的统一指挥。在政治领域，饶漱石同志承担主要责任；而在军事行动上，叶挺将军负责指挥执行北移任务，旨在突破反共顽固派的封锁，确保部队成功转移到苏北地区，并顺利渡过长江。”
尽管新四军全体战士英勇奋战，终究因敌我力量悬殊，部队不幸遭受重创，最终溃散。饶漱石不幸被敌军俘虏，但他巧妙地身着国际共运时期所用的西服，伪称自己为路过的海外华人，并以此贿赂敌连长叶正顺，用金戒指与银元作为筹码，方才侥幸逃脱。
饶漱石成功脱身后，依照组织规定，须接受一番甄别审查。然而，鉴于当时条件的局限，实际调查和寻找当事人取证都显得尤为困难。幸得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的担保，饶漱石方得以顺利通过审查。
在回顾事变的教训之际，饶漱石对项英在事变中的表现深感愤慨，言辞激烈，以至于几乎将项英过往的辛勤付出和所取得的成就一笔勾销。
陈毅并未完全赞同饶漱石的观点，他当场明确指出，功过应当分明对待，对于项英，亦应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不可一味予以全盘否定。
我们无法断言，仅仅由于这一事件，饶漱石便对陈毅产生了成见。然而，观察后续的发展，不难发现饶漱石并非胸怀宽广之人。此次意见的分歧，无疑在饶漱石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陈、饶在黄花塘正面交锋。
1942年，刘少奇同志重返延安之际，饶漱石同志临时代理华中局书记一职，同时肩负新四军政委的重任。自那时起，陈毅与饶漱石便携手共事。陈毅性情豁达，言辞有时颇为直率，却始终秉持客观原则，未曾涉及个人恩怨。鉴于他与新四军骨干共同经历了长达三年的艰苦游击战，他在民众中的声望亦日益崇高。
饶漱石刚刚结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职务，回归国内后，在新生的新四军中尚无稳固的立足之地。加之他性格内敛而沉静，言谈举止间常显出一副庄重姿态，因此在过去的一年中，他在新四军内部的影响力相较陈毅而言，显得有所不及。
1943年的金秋时节，饶漱石在研读毛主席所著的《关于农村调查》一书后，深受其思想的启迪，便决意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调研。他特请陈毅同志负责主持整风运动，鼓励干部们勇于向领导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8月13日，陈毅同志主持召开了新四军机关及直属部队领导的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与会者纷纷踊跃发言，讨论深入而聚焦。会议最终达成共识，干部们普遍认为新四军当前的政治工作尚未达到应有的深度，其根本原因在于兼任政委与政治部主任职务的饶漱石同志。陈毅同志指示政治部需将与会者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梳理汇总，并形成书面材料上报中央，以供研究并妥善解决。
8月18日的午后，饶漱石在接到紧急报告后，立刻从大刘郢急速返回。自此，他每日都将大量时光投入到与华中局及军部负责干部的深入交流之中。
在交谈中，他反复提及陈毅曾有过“反对毛主席”的举动，指出陈毅长期持反对意见于军队政治委员制度，并意图将党委书记的位置取而代之。
饶漱石在发言时显得格外严肃认真，经他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原本已经定论的“九月来信”相关事宜，竟被众人误读为中央的最新要求和指示。因此，无人愿意卷入其中，招致不必要的麻烦。随之，众人不自觉地开始与陈毅保持距离。
饶漱石把握住时机，便向陈毅一一列举了几项所谓的“罪状”：他指责陈毅依照中央指示释放韩德勤之举为擅自专断；陈毅平日吟诗作赋、弈棋自娱，却遭诬指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而陈毅先前在医院疗养，也被曲解为逃避工作之行为。
如此一来，陈毅完全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陈毅在后来的回忆中提及，当时他可谓是门庭冷落，连一个前来拜访的人都没有。
10月16日的午后，军分会组织了一场会议。陈毅同志在会上就“九月来信”的相关事宜进行了详尽的说明，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自己的不足进行了深刻且诚恳的自我批评。
陈毅最后说：
“陈毅之短处与失误，纵然言辞滔滔，三日三夜亦难以尽述。然而，我始终未曾对毛主席心生异议，亦未曾对政治委员制度持有反对态度。”
我必须坦诚，在过往的历史长河中，我与毛主席曾就某些议题产生过分歧，然而这些争执皆出于对工作的执着追求，都是为了将我们伟大的工农红军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
初入革命行列，我便担纲政治委员之职，那时称作团指导员，继而又被誉为党代表。我亦曾执掌军长、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重任，对政治委员这一职位怀有深厚的情感，又怎能对政治委员制度持反对态度呢？
然而，未曾料想，饶漱石先前一番谈话及充分准备之下，原本定调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竟迅速演变成了针对陈毅的批斗场。
会议结束后，饶漱石向毛主席及刘少奇同志发送了一份内容冗长的电报。该电报中扭曲了诸多事实，例如：
“……（陈）曾与潘汉年进行过私密会谈，潘汉年对我所持立场的反对态度，非但未曾加以制止，反而私下给予支持。每当政治首长前来讨论工作时，潘汉年便四处散播谣言，声称我偏好个人独裁，热衷于打压他人，甚至诬指军长陈毅无所事事，沉迷于下棋，而陈毅本人亦以轻率的姿态验证了潘汉年的这些荒谬言论……”
……不久我便下到农村，陈毅与潘汉年的行动很快便转为公开性质……他们公然对军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进行批评。在会议中，潘汉年进行了全面且系统的阐述，而陈毅则对发言进行了总结，并称赞潘汉年的观点完全正确。
“自军直会议落幕之后，我迅速推进整风运动。军政治部、军司令部以及华中局的相关负责干部，纷纷向我坦白并揭露了陈毅、潘汉年的秘密。众人对这一系列事件均表示出强烈的愤慨。”
电报进一步揭露，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幌子，召集了二十余名部、科长举行会议，并在会上公然对政治部、华中局以及我个人进行批评。
电报结语处提及：“恳请中央迅速选定兼具才华与德行的军事政治领导人才，以助力我们”，并强调个人在品德上“毫无愧色”。实则此言意在恳请中央将陈毅从新四军调离。
陈毅亦向中央发出电报，详述事件始末，并对自身平日言辞过于随意的失误与不足进行了深刻反省。电报结语洋溢着积极向上的情绪：“漱石、汉年与我，三人心思相通，确保未来能够同心同德，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
三、陈、饶态度不同
在几番电报交涉之后，毛主席已明确感知到陈毅与饶漱石短期内难以形成共同见解。鉴于此，并考虑到召开七大的必要性，毛主席决定将他们暂时分离开来。
11月8日，毛主席向华中地区发出电报，邀请陈毅同志赴延安参与七大会议。电报中言及：“我们热切期望陈毅同志能来延安参加七大。若陈毅同志能来延安并停留大约半年，期间⋯⋯陈毅同志的职务将由云逸同志暂时接管，七大结束后，陈毅同志仍将返回华中，并负责传达七大的方针。”
陈毅抵达延安后，心急如焚，亟欲对黄花塘事件作出说明。然而，毛主席却保持从容不迫的态度，对他实施了冷处理策略。
毛主席曾对陈毅言：“若尔陈毅欲述及南方三年游击战及抗日经历，吾可召集会议，允汝畅谈三天三夜。然而若涉及与小饶之事，则一字一句亦无需提起。”
陈毅深知时机，便不再提及此事，静心凝神，向中央提交了《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
1944年3月15日，毛泽东主席向华中局以及新四军军分委发出了重要电报。
“⋯⋯至于陈、饶两位同志之间的争论，纯属工作层面的性质，而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地区的争议，则主要涉及若干具体问题，并非关乎整体战略方针的争论⋯⋯”
在抗战期间，皖南和苏南地区的革命工作中，陈毅同志坚定地贯彻了中央的指导方针，其表现与项英同志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在内战年代还是抗战岁月，陈毅同志都立下了赫赫战功，且未曾犯有路线错误。若有些同志对此尚存疑虑，请漱石同志予以详细阐释。
与此同时，陈毅亦向华中局、新四军军分会以及饶漱石本人发出了电报。
“⋯⋯我在某些认知和处理方式上，常常存在偏差。⋯⋯对人对事缺乏严谨的态度，以及种种陈旧的工作作风，这些都极大地妨碍了我们之间的协作。⋯⋯我深感惭愧，因为过去一年在华中地区的工作，我并未能全力以赴。这正是我在中央学习过程中得到的深刻教训。”
显而易见，在这封电报中，陈毅表现出了明显的认错态度。鉴于他们双方的资历以及过往的交往经历，陈毅的这一举动无疑等同于他主动选择了低头。
饶漱石在接获这两封电文之后，于翌日便以个人名义迅速作出回应。他态度坚决，毫不含糊，在致毛主席的电文中明确表示：
“陈同志在思想意识和组织观念上仍存在一些不足。他对统一战线、文化干部以及某些组织原则，持有一些不正确的右倾观点。对于历史问题，他抱有一些成见，并且有时会采取恶劣的旧式作风。陈同志在来电中对此有所提及，因此我回电表示欢迎。然而，他的态度似乎还不够明朗，因此我详细告知你此事，以便你能给予他适当的帮助。”
在回电给陈毅的过程中，饶漱石仍旧详列了陈毅所存在的若干问题。
陈毅览过饶漱石的复电，心中愈发感到不公，遂致信毛泽东倾诉衷肠。毛泽东复信言道：“⋯⋯无论何事，皆应学会忍耐，常思己过，补己之短，顾全大局。只要不违背大原则，便应多加宽容他人⋯⋯然而，作为一名政治家，学会忍耐乃必备之素养，此点敬请深思。感冒期间，宜多休息，减少活动，增加饮食。余事待面谈。”
接获此信，陈毅的心情显著好转。翌日，即4月10日，毛主席特地前去看望卧病在床的陈毅。陈毅深受感动，即兴表示：“原本我心中愤懑难平，此刻却已消弭无痕。”
1944年12月1日，陈毅于会后再度致信毛主席，言辞恳切：“自数年来整风运动中明确路线原则之分歧以来，您以大度之胸怀进行自我批评，强调团结对外，此行为足以启迪众人，实宜印发全党以作借鉴。华中之团结，亦唯有遵循此途。至于他人的批评与反对，其中不乏‘事出有因，查实无据’之例，而自身在过分与不足两端的问题，亦屡见不鲜，实属不宜。”
毛主席在阅读完来信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随即回复道：“你的思维畅通无阻，无任何羁绊，今后无论走到哪里，都将是一片光明坦途。”
七大闭幕不久，陈毅同志荣膺中央委员之职，在毛主席的勉励下，他毅然重返华中局，继续投身于工作。尽管陈毅与饶漱石在后来的工作中偶有微小的分歧，但总体而言，双方并未出现重大的争执，彼此间表面上仍维持着和谐的关系。
鉴于此，中央基于全局考量，不久便决定将陈毅调离其原职。随后，在实际情况中，饶漱石与粟裕携手共进。在饶漱石与粟裕的合作期间，饶漱石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多年以后，饶漱石的胞妹通过深入的调查与研究，以详尽的数字对哥哥的成就进行了细致的梳理。然而，她的文章仅是对哥哥所做出的贡献进行了客观叙述，并未如同现今网络上某些文章那样，试图混淆视听、颠倒黑白。
后续事件更说明问题。
1949年10月，毛主席接连两次向华东地区发出电报，力荐陈毅出任华东军委员会主席一职。然而，此刻陈毅的胸怀已升华至新的高度，他毅然决然地向饶漱石提出，请其接任此要职，并主动向中央及毛主席建议饶漱石出任。毛主席随即回电，指示华东局就此议题展开讨论，并将讨论结果汇报至中央。
饶漱石巧妙地运用了一丝机智，未在会议上对此事进行讨论，也未遵循任何组织程序，反而以华东局的官方名义向中央及毛主席作出回应：“考虑到陈毅同志身负多职，特建议中央任命饶漱石同志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
饶漱石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们基本能给饶漱石下个结论：
一是他缺乏容人之量，疑似有报复心。
二是缺乏大局观，执着于小事。
三是玩弄政治手段，谋取高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