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最初的想法或目标。使命：肩负的重要任务或责任。
自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便肩负着为中华民族谋福祉、为中国人民求复兴的神圣使命。追求幸福，即是确保亿万民众过上无忧无虑、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追求复兴，则是引领我国迈向一个繁荣昌盛、民主进步、既敢于担当又善于合作的强大国家。
这正是9190万中共党员的初心与使命，亦是他们梦寐以求、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所追求的伟大目标。
他们能忍受比死更痛苦的事。
肩负使命，我们的党，我们的同志，所经历的艰辛与不易，堪称非凡。
首先，我们必须击败那十倍于我们的强大敌人，在敌人的无情打击中求得生存。继而，我们还需面对残酷的自然挑战，超越人体与意志的极限，于雪山与草地之间与恶劣的自然环境顽强抗争。
最为艰难之处，便在于我们需与自我展开搏斗，化解内心的分歧与隔膜，巩固团队之团结，持续进行自我革新与自我成长。
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团结始终是最为关键的要素，它是通往胜利的枢纽。张国焘既成为了斗争中的反面教材，亦是我党在团结工作上的杰出示范。深入剖析并阐明他的问题，实为一件至关重要的工作。
含糊其辞的表述往往导致误判的产生，而肤浅的批评同样不利于深刻吸取教训。
1936年2月15日，面对薛岳与刘湘的联手攻势，张国焘不得不率领南下红军撤离天全、芦山及宝山地区。
南下的战略遭遇重大挫折，红军承受了惨重的损失。不幸的是，正如常言所说，“屋漏偏逢连夜雨”，失利的红军还遭遇了数十年未见的大雪，这使得士气与军心齐齐陷入低谷。接踵而至的艰难和打击，使得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内部的威望与地位开始动摇。
百丈关战役的挫败无疑给张国焘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然而，他此刻已无暇细究战损的具体数字。军事败北使张国焘政治处境困难。他只得再次踏上北归之路，寻觅中央的踪迹。然而，张国焘既不愿也不肯这么做，而他亦无力再继续南行。此时，他的处境正如那“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所言。
有人言，断绝退路，或许是通往成功的捷径，当人生陷入绝境之际，此法或许值得一试。然而，身处顺境之时，我们更应预留多条退路，不宜将言辞过于决绝，亦不宜将事情做至尽头。
预作准备，方能从容应对。
败走南方之后，张国焘心绪难平，时刻在思考着如何向中央交代，以及如何为自己开辟一条政治出路。倘若在卓木碉会议中，他未将事情处理得如此决绝，或许他的忧虑便能减轻几分。
然而，此刻的张国焘仍握有相当数量的筹码。尽管坚持南下导致四方面军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但此时四方面军仍为三大主力红军中力量最为雄厚的一支，其实力甚至超越其他两支红军之和。
百丈关一役的败北，使得南下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然而，张国焘依旧牢牢掌控着红军中大部分的革命力量，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长久以来，众多朋友对红四方面军的实力缺乏一个明确的认识，现就此做一简要总结。
一、在四方面军与其它部队会师之际，该军兵力一度达到八万余人。然而，南下的征程中遭遇挫折，损失超过一万人。抵达甘孜后，经过整编，兵力缩减至四万余人。继此之后，部队再次踏上北上的征程。当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实现胜利会师时，四方面军的兵力已降至3.7万人。
继此之后，四方面军的一支部队被赋予了组建西路军的使命，他们踏上了前往河西走廊的征程。在这场征程中，部队遭遇了严重的分散与损失，共计两万余人不幸失散或英勇牺牲。
继而，四方面军的余部辗转奔波，与其它部队一同抵达陕北。然而，当延安方面统计各路军队的实际人数时，却发现四方面军的人数竟居首位。
自国家建立以来，荣获军衔的将军群体中，原红四方面军的成员人数尤为突出。在我国被誉为“将军县”的三个县份中，湖北的红安县与安徽的金寨县的将军们，大多源自于红四方面军。江西的兴国县亦是其中之一。上述数据信息仅供参考。原中党史研副主任石仲泉《我观党史》中册，权威可信。
数据清晰地揭示，经历第五次反围剿之后，红四方面军的人数达到顶峰，实力亦最为雄厚，堪称主力中的中坚力量。在革命面临严峻挑战、遭受重创的关键时刻，这支相对强大的四方面军，成为了革命斗争的重要支柱。
这正是中央对张国焘采取容忍策略，一次又一次宽恕他的根本原因。同样，四方面军所具备的雄厚实力，成为张国焘敢于进行分裂的坚实实践基础，而他同王明之间的特殊联系，则是他敢于走上分裂道路的政治依托。
南征的挫败使得张国焘陷入了两难之境，却同时也点燃了他内心的凶猛之火。
张国焘的南进遭遇重重阻碍，与此同时，党中央在北方逐步打开了新的局面。然而，当时的党中央力量薄弱，仅凭自身力量难以在陕北稳固根基。一旦胡宗南与蒋介石布下围剿防线，北上红军的局势将急剧恶化。
简而言之，中央力量亟待加强，迫切需要建立四支方面军。
当时，消息传遍，教员与张闻天等同志均已知晓张国焘擅自设立中央之举。尽管他们心中怒火中烧，满腔愤懑，然而，秉持对大局的考量，他们仍竭尽全力，寻求方法以团结张国焘。
即用张闻天之言概括之：“当时，我们展现了极大的耐心，步步为营，巧妙地引导他走出洞穴。若非如此，大批干部和力量将不可避免地遭受牺牲。因此，我们向他发送了多封电报，最终成功将他引出。”
无奈，毕竟张国焘仍旧掌握着红军最为雄厚的实力。
除却每日频繁的电报往来，与张国焘保持紧密联系，教员他们亦无其他良策可循。卓木碉会议召开之后，中央对张国焘及南下红军已基本丧失了管控能力，无论严词训诫的电报还是和缓的言辞，张国焘均置若罔闻。
不但不闻不问，鉴于战局的不顺，张国焘的凶性被进一步激化，他反而对原一方面军的干部加大了迫害力度，频繁找茬，制造事端，使得陈伯钧、董振堂等人心中充满憋屈之气。即便身处红军大学的刘伯承也未能幸免，四方面军的干部纷纷对他施加压力，使他不得安宁。
即便是在卓木碉会议上支持张国焘的何长工亦未能幸免，其官职接连被贬。张国焘此举，使得一方面军的干部们倍感压力。恰在此时，杨尚昆派遣的传信警卫员赶到，将“九九密电”的秘密透露给了陈伯钧等人。
听闻张国焘与陈昌浩曾对党中央存有异见，陈伯钧等人心头怒火顿生。（关于九九密电，我认为其确实存在，但此事并非张国焘的主要罪状。他的真正罪行在于分裂。九九密电之所以广为人知，或许是因为“密电”二字激发了人们的探秘欲望。然而，当时军队间的通讯电报几乎都是密电，因此并无特别之处。）
李伯钊，杨尚昆之妻，身为一位文化干部，那天正值她随文化团外出演出，未能及时接收到中央决定单独北上的消息。演出归来，她便被陈昌浩扣留。此时，已先行北上的杨尚昆心生忧虑，反复思量后，派遣了一名警卫员前来告知李伯钊。然而，这位警卫员却意外地成为了点燃刘伯承等人情绪的导火索。
五、九兵团的干部私下与刘伯承商讨，毅然决然地提出“兵谏”之策，要么直接开辟一条北上之路，要么先发制人，擒获张国焘以正视听。
刘伯承久有此意！
不久前，五、九兵团的干部拜访刘伯承，而他迅速制定了一份周密的计划。紧接着，刘伯承趁与红军总部交流游击战术论文之机，得以与朱老总会面，并就计划事宜征询其宝贵意见。
朱老总闻悉刘伯承等人意图行兵谏，即刻劝阻，劝他们保持耐心，待良机降临。
刘伯承等人的北上路线构想，实则充满风险。若真的付诸行动，那掌握绝对优势的张国焘，必会采取严厉手段。届时，不仅难以逃脱，恐怕还会引发严重后果。先前，五军团中数十名战士曾擅自脱离大部队北上，被抓回后，张国焘曾下令将他们全部处决，幸得朱老总的及时制止。
朱老总深知北行的风险，亦深知若红军内部发生自相残杀的荒唐事，将对革命事业带来百害而无一利。作为我军的统帅，他绝不能对此袖手旁观。因此，他并未采纳刘伯承的建议。
刘伯承心悦诚服地赞同朱老总的意见，然而他亦深知，若不及时行动，张国焘或许会先行一步，不择手段地采取行动。
刘伯承再次向朱老总建言，若单方面北进难以成行，不妨先将张国焘拘束，继而率领红四方面军毅然北上。鉴于张国焘南进受挫，而中央的北进战略已成功开辟新局，这一事实已充分揭示了张国焘决策的失误。因此，北上的理由已是充分且明确。
朱老总沉思片刻后，劝慰刘伯承继续保持耐心。他判断，当前时机尚不成熟。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依旧拥有众多拥戴他的亲信。若采取强硬手段，不仅可能导致失败，事后恐怕也难以平息纷争。
当务之急，应当是借助南下失利的形势，多团结四方面军的干部，多做他们的工作，争取他们支持北上，在四方面军内部壮大北上的力量。并且四方面军即将和红二、六兵团会师，到时争取贺龙和任弼时的支持，那北上的力量就会强大起来，到时就可以跟张国焘打擂台了，所以现在一定要忍住。
随后朱老总又问了刘伯承北上和擒王的具体计划，听了刘伯承的计划后，就算是朱老总也得佩服刘伯承的谋略能力的确很高，但计划再好，也得有一个执行计划的好时机。
最后朱老总对刘伯承说：“忍得一口气，免得百日忧，等待时机，以图良策。”
朱老总的谋划和教员不谋而合。
张国焘的确犯了极大错误，但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动他，一定要安抚他，现在的张国焘犹如惊弓之鸟，正是警惕心大作的时刻，中央一旦放弃了张国焘，跟他开展彻底的斗争，将他的党籍开除，在组织关系上跟张国焘一刀两断，就等同于自断双臂。
中共的任务是艰巨的，为了完成使命，我们连国军的将领都可以团结，为什么就不能团结自己的同志呢？在成功的道路上，应当全力抓主要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要被次要矛盾牵着鼻子走，乱了方寸。
做人做事也是一样，如果你树立起了一个坚定的目标，那就应该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计较当下的得失，要学会忍耐，要懂得克制，要有为实现目标而做出一定让步的觉悟。
教员等人为了团结张国焘，有做出让步的觉悟，但张国焘油盐不进，这又该怎么办？
张国焘虽不惧中共中央，然而他对共产国际的威慑却深怀戒心。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过来人，张国焘深知共产国际所拥有的强大力量，一句决定性话语便能左右他的命运与生死。
在卓木碉召开会议之际，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均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络。恰巧，负责与共产国际通讯的密码本掌握在刘伯承手中。在向南迁徙的过程中，刘伯承出于对中央安全的考量，毅然决然地将此密码本付之一炬。
如此一来，无论是张国焘，抑或陕北的中央领导层，都不得不被动地等待共产国际的联络。然而，张国焘与毛泽东等一众人士均深知，谁能够率先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谁便能掌握先机，占据有利地位。
此刻，张国焘的信心相较于教员等同志略显更足，这主要得益于他与王明之间独特的关联。
张国焘与王明在苏联时期，曾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斗，最终以张国焘败北并返回国内画上了句点。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王明在米夫的信赖支持下，跃升为中共的领导核心。自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王明力主在党内推广“左倾冒险主义”，为此派遣众多亲信奔赴各根据地，实施其进攻策略。项英被派往中央苏区，张国焘则被派往鄂豫皖苏区。（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源于苏联的第三时期理论。）
理应而言，与王明关系紧张的张国焘，又岂能被派遣至鄂豫皖苏区？
其因显而易见，张国焘背叛了革命阵营，苏联的遭遇使他深刻认识到冒犯共产国际的严重后果，因此他转而支持王明与米夫，并坚决站在城市道路的立场上。在此过程中，他不遗余力地为王明辩护，助力其在党内巩固了权势。
得益于王明的信任，张国焘方得以获得前往鄂豫皖苏区的机遇。
张国焘在青年时期性情鲁莽，堪称少数敢于与共产国际正面交锋者之一。南昌起义的失利之后，张太雷据此指控张国焘谎称传达圣旨，遂将其党内领导职务予以撤销，此后张国焘沉寂了一段时日。
然而，张国焘对中央的决议表示不满，遂致信进行驳斥，并与瞿秋白发生激烈争执。在那个时期，瞿秋白等人无疑过于激进，即便大革命已告失败，他们仍不遗余力地宣扬革命高潮即将来临，日复一日地督促各地同志发起暴动，这种做法显然脱离了实际。
张国焘指责罗米纳兹指导下的中共都快成了 “暴动编辑部”在那个年代，张国焘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的意见常常无法得到理解与采纳，以至于他产生了寻找陈独秀，另组“工农党”的念头。然而，陈独秀并未同意。事实上，张国焘早已萌生独立行动的念头，只是苦于缺乏足够的实力。
此后，张国焘赴苏联出席了中共“六大”会议，紧接着又参与了共产国际“六大”的讨论。会议结束后，他被留在了莫斯科。在那里，他与王明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最终未能取胜，遂失望而归。
经历此事之后，张国焘终于洞悉，唯有顺应共产国际的方针，方可行稳致远。
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众多同志对王明的晋升表示反对，当时风波颇为激烈。罗文虎挺身而出，领衔组建了“非委”，坚决抵制王明，并对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予以否认。在如此紧要关头，具有党内资深资历的张国焘，发表文章《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上的斗争》，明确表示对王明一派的坚定支持。
事后，王明剥夺了罗文虎的党籍，此举随即掀起了轩然大波，导致局势动荡不安。恰在此时，张国焘挺身而出，挥笔撰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明确指出：反王明即反党反国际。话音落地，无人敢再异议王明。
因此，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之所以能够稳固立场，这其中离不开张国焘的大力支持。
这段经历同样揭示了张国焘党性之不足、原则之薄弱。面对棘手的难题，他往往选择退避三舍，不敢正视并迎接挑战。
若张国焘先行联络到共产国际，并与王明取得联系，中央委员会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彼时，共产国际在中共内部享有无可比拟的崇高威望，近乎达到了迷信的程度。凡共产国际派遣的人员，无论何人，皆得到无条件的拥护与信赖。
李德，这位受共产国际委派赴东北搜集日军情报，并顺道将资金运送至上海的情报工作者，因与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竟被博古等人推崇为军事指挥者，这一举措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失利。
李德与博古的军事策略确实存在诸多失误，然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其根本原因并非仅仅在于此。在那个阶段，我党尚处于幼小且不够成熟的状态，对共产国际的依赖过重，导致我们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
即便教员与张国焘间的斗争激烈异常，终局拍板定胜负的权力，终究落在了共产国际的手中。
然而，张国焘误判了形势，他选择了南下的道路，这无疑使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日渐疏远。与此同时，毛泽东坚持北上的方针，其背后不仅是因为北上抗日、构建统一战线的需要，更蕴含着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的深层考量。
精准的抉择，使得教员得以率先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这场持续了大半年的内部分裂闹剧，亦该画上句号！（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