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 年，是赵树理创作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春天，他和王春一起调入北方局党校政策研究室工作。深入群众的他，在生活中发现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当时，他从房东的一个亲戚口中得知了左权县民兵队长岳冬至和智英祥的真实故事：岳冬至与智英祥自由恋爱，却遭到双方家长反对，岳冬至的父亲给他收了童养媳，智英祥的母亲将她许给富商，几名村干部也因追求智英祥不成，设计将岳冬至打死。赵树理带领老乡到抗日县政府立案，最终案件告破。
这个事件深深触动了赵树理，他敏锐地察觉到其中蕴含的社会问题：农村封建思想的严重性与村干部的低素质。他决定以此为素材，创作一部小说。经过深思熟虑，他认为如果只表现案件本身，不过是个普通的男女找对象故事，意义不大；而抓住封建迷信与婚姻自主这对矛盾设置情节，并给予大团圆结局，既能切合普通农民群众的生活现实，又能蕴含广阔的社会意义。于是，《小二黑结婚》应运而生。
《小二黑结婚》的诞生，犹如一颗璀璨的新星，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部作品不仅确立了赵树理在中国文坛上的重要地位 ，更是成为中国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代表作之一。此后，赵树理又陆续创作了《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李家庄的变迁》等一系列优秀作品，成为 “山药蛋派” 的重要作家。
民俗与民情
在《小二黑结婚》里，二诸葛是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深深烙印着封建迷信的痕迹。他原名刘修德，可在村民们口中，“二诸葛” 这个绰号更为人熟知 。他的生活仿佛被一套古老而神秘的规则所束缚，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
有一年春天大旱，直到阴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初四那天大家都抢着种地，二诸葛却看了看历书，又掐指算了一下，断言 “今日不宜栽种”。初五日是端午，他历年不在这天做什么，自然也没去种地；初六倒是黄道吉日，可惜地干了，他勉强把四亩谷子种上，却没出够一半。后来直到十五才又下雨，别人家都在地里锄苗，二诸葛却领着两个孩子在地里补空子 。这个 “不宜栽种” 的故事，成为村民们的笑谈。
除了看黄道黑道，二诸葛还热衷于占卦。当金旺兄弟把小二黑和小芹捆走后，他吓得面色如土，取出三个铜钱占了一卦。占出之后，他唉声叹气，认为 “丑土的父母动出午火的官鬼，火旺于夏，恐怕有些危险了” 。他把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归属于命运、星相的安排，完全忽略了事件背后的人为因素。
二诸葛的封建迷信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日常行为中，还深刻影响着他对子女婚姻的态度。他根本不考虑青年人的爱情和幸福，执意反对小二黑与小芹的自由恋爱。他给出的理由荒唐可笑：第一，小二黑是金命，小芹是火命，恐怕火克金；第二，小芹生在 10 月，是个犯月；第三是三仙姑的名声不好 。
在传统的农村观念中，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庭甚至两个家族的联姻。婚姻的选择往往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命相和生辰八字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人们相信，命相和生辰八字相符的夫妻，才能婚姻美满、幸福长久；反之，则可能会遭遇不幸。二诸葛的这种观念，正是传统农村婚姻观念的体现，它反映了封建迷信思想对人们婚姻观念的深刻影响。
与二诸葛的封建迷信不同，三仙姑呈现出的是另一种荒诞的形象，她的行为和观念同样深受旧俗的影响。三仙姑是后庄于福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她下神足足有三十年了 。
三仙姑的装神弄鬼行为，源于她年轻时的一段经历。她十五岁嫁给于福，于福是个老实后生，只知道在地里死受，家里常常只剩下她一个人。村里的年轻人们觉得她孤单，便来跟她作伴，这引起了于福爹的不满，大骂了一顿。新媳妇与他闹起来，哭了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后来，一个神婆子来她家下神，说三仙姑跟上她了，从此三仙姑每月初一十五就下起神来，别人也来给她烧起香来求财问病，她的香案便从此设起来了 。
在当时的农村，封建迷信思想盛行，一些人利用人们的愚昧和对未知的恐惧，以装神弄鬼的方式来骗取钱财和获取他人的尊重。三仙姑的装神弄鬼行为，正是这种社会现象的体现。她通过这种方式，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经济利益。
除了装神弄鬼，三仙姑还偏爱当个老来俏。她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就用黑手帕盖起来，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 。她的这种行为，在当时的农村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引起了许多人的嘲笑和议论。
新风新事
民俗在《小二黑结婚》中，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推动人物命运发展的重要力量。小二黑和小芹的爱情故事，就深受民俗的影响，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冲突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小二黑和小芹是解放区新一代农民的典型，他们敢于追求自由恋爱，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然而，他们的爱情之路却充满了坎坷和阻碍。二诸葛和三仙姑作为他们的家长，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极力反对他们的恋情。二诸葛用封建迷信的理由来反对，而三仙姑则试图将小芹嫁给一个旧军官做续弦 。
在当时的农村社会，婚姻往往是由父母包办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是婚姻的基本原则。这种传统的婚姻观念，强调家族的利益和长辈的权威，忽视了子女的意愿和幸福。小二黑和小芹的自由恋爱，挑战了这种传统观念，因此遭到了家长的强烈反对。
除了家长的反对，小二黑和小芹还面临着来自社会恶势力的迫害。金旺、兴旺兄弟利用手中的职权，设下圈套，对他们进行斗争。金旺企图调戏小芹，遭到拒绝后怀恨在心，便与兴旺一起诬陷小二黑和小芹，将他们捆绑到区公所 。
然而，小二黑和小芹并没有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他们在党和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勇敢地与封建势力进行斗争，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爱情的胜利。他们的胜利，不仅是个人的胜利，更是新思想、新观念对传统封建思想的胜利。
创新运用
《小二黑结婚》在结构上，巧妙地采用了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的形式 ，这种结构方式既符合民间故事的传统模式，又融入了作者独特的创新元素。小说以小二黑和小芹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这是整个故事的核心框架，围绕着这条主线，作者穿插了许多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如二诸葛的 “不宜栽种”、三仙姑的装神弄鬼等 。这些小故事就像一颗颗璀璨的珍珠，被爱情主线这根丝线串联起来，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
在民间故事中，常常会出现一个主要故事包含多个小情节的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的好处在于，它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期待。《小二黑结婚》中的每个小故事都有着独特的艺术构思，它们既各自独立，又与主线故事紧密相连。
从乡村百姓的阅读习惯来看，这种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方式非常符合他们的口味。乡村百姓在劳作之余，往往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阅读长篇大论的作品。他们更喜欢那些情节简单、生动有趣的故事，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阅读的乐趣。《小二黑结婚》的结构方式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每个小故事都可以独立成篇，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兴趣选择阅读。同时，这些小故事之间又有着内在的联系，当读者将它们全部读完后，就能够感受到整个故事的完整性和丰富性 。
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运用了地道的农民语言，这些语言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为小说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小说中，像 “不赖”“消停”“死受” 等方言土语随处可见。这些词语都是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词汇，它们简洁明了，能够准确地表达出农民的思想和情感。比如，“死受” 一词，将农民在土地上默默劳作、吃苦耐劳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这个词语比 “埋头苦干” 等书面语更加质朴，更能体现出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品质。
赵树理还善于运用农民的口语化表达方式来叙述故事和塑造人物。小说中的对话充满了生活的真实感，让人感觉就像是在听农民们聊天一样自然亲切 。比如，三仙姑与别人的对话：“她妈听见闺女跑出去，便追出来。到了街上，看见小芹的脸擦得像关老爷似的，便骂道：‘不要脸的东西！你把脸搽那么红干啥？你还嫌人家不议论你？’” 这段对话中，“不要脸的东西”“把脸搽那么红干啥” 等语言，都是非常典型的农民口语 。
与莫言对比
赵树理与莫言作为中国乡土文学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家，虽同以乡村为创作底色，但在创作理念、文学流派与乡土书写维度上，呈现出鲜明的差异。
创作理念不同：
赵树理的创作紧扣时代需求，秉持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的理念，将文学视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工具。他的写作刻意贴近农民的语言习惯与认知水平，如《小二黑结婚》中直白的情节、口语化的对话，均以 “让农民看得懂、喜欢看” 为目标，本质是 “服务于革命启蒙的通俗化创作”，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而莫言的创作以 “生命体验” 为核心，主张 “作家要站在人的立场上，写出人的情感、欲望与苦难”。他从童年记忆、故乡高密的民间故事中汲取灵感，在《丰乳肥臀》《红高粱家族》等作品中，以个人化视角解构历史，注重挖掘人性的复杂与生命的韧性，更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与个体表达。
文学流派不同：
赵树理是 “山药蛋派” 的开创者，该流派以 “立足乡土、通俗写实” 为核心特征：创作素材源于农村现实生活，叙事聚焦农民的日常矛盾与思想转变，语言质朴如 “山药蛋” 般接地气，追求 “不避俗、不猎奇” 的写实风格，旨在通过文学搭建革命思想与农民之间的桥梁；莫言则开创了 “魔幻乡土” 的写作范式，融合西方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民间叙事传统 —— 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既有真实的乡土风貌，又充满超现实的想象，如《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的超常生育、《红高粱》中酒神精神的狂欢式表达，以 “魔幻” 笔法打破传统乡土文学的写实边界，赋予乡土书写更丰富的审美层次与先锋性。
书写角度不同
在对乡土的书写维度上，赵树理聚焦 “乡村的改造与进步”：他的作品多以解放区或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为背景，通过塑造小二黑、李有才等进步农民形象，展现革命力量对封建旧秩序的破除，以及乡村在思想、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转型，书写的是 “乡村走向光明的正向叙事”；莫言则侧重 “乡土与历史的纠缠”：他以故乡为载体，书写 20 世纪中国历史对乡村的碾压，如《丰乳肥臀》中上官家族在战争、运动中的苦难命运，既歌颂乡村土地孕育的生命力量，也对乡土生态与人性具有批判性，呈现的是 “历史褶皱中乡土的多面性与悲剧性”，更具反思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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